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乡村社会各种要素由静态向动态、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转变,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创新完善乡村治理工作方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显得尤为紧迫。
　　首先,要从单一治理走向共同治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治理面临着群众参与不足、力量单一匮乏等问题。对此,荆门市探索推行社区(村)社会治理积分制管理,力求实现从单一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
　　2015年,荆门依托城乡网格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建立村(居)民和单位信息库,在全市52个社区、11个村开展社会治理积分制管理试点,将管理服务对象的行为、表现与积分挂钩,进行量化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给予一定物质奖励、精神鼓励和享受有关激励政策的治理模式,得到基层群众的青睐和拥护。
　　社会治理积分制管理改变了社区治理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等方面的不足。社会治理积分制由村(居)民社会治安类、公益美德类、村(社区)建设类、奖励惩罚类等四大类组成,包括七十余项考核内容,使基层社会治理不再停留在空洞口号上。
　　社会治理积分制管理的运用,解决了基层组织社会治理主体缺位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基层群众自治自主、共建共享的积极性。从试点统计情况看,积分主体参与社会治安类、社区建设类的积分占积分总数的53%,极大缓解了基层干部的社会治理工作压力。
　　社会治理积分制管理实现了夯实平安创建根基,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群众普遍反映:邻里吵架的少了,议论是非的少了,献计献策的多了,热心公益的多了。
　　其次,要从被动“救火”走向主动“防火”,面对社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态势,乡村社会治理力量的不足,让基层疲于应付突发事件。近年来,荆门市积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由被动“救火”向主动“防火”转变。
　　主动“防火”要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紧盯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民间融资、劳资关系、民生工程等矛盾多发领域,健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定期组织开展专项督查、抽查。
　　主动“防火”要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机制。充分发挥事前防范、事中疏导、事后处理“三位一体”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作用,提高“三调联动”机制运作水平,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第三方调解组织全覆盖。
　　主动“防火”要健全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应急预案,优化应急处置指挥体系架构、方法流程,加强日常练兵比武,强化战备训练,提高社区(村)群防群治队伍应急处突能力。
　　再次,要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作为群众自治组织,社区(村)治理的民主法治水平直接决定着社会治理工作的质效。只有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工作机制,才能确保乡村治理走向标本兼治。
　　近年来,荆门市深入推行乡村民主管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具体事务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大力实行村(居)务公开“六统一”,统一规定机构设置、公开内容、公开形式、公开程序、公开时间和建档管理。创新民主决策“六步法”,按照提议、受议、动议、决议、执行、公开等六个步骤,由村(居)民提出重大事项议题,村(社区)“两委”组织实施并接受全程监督,每半年召开一次村(居)民大会向村(居)民报告决议事项落实情况。规范民主理财“六字章”,由村(居)民会议或村(居)民代表会议推选成立六人民主理财小组,并刻制“民、主、监、督、审、核”六个字章分授六人,财务收支情况定期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乡镇政府和财政、审计部门定期督办检查。同时,按照“行业不遗漏、区域全覆盖、人群全到位”要求,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创建,推动“法治细胞”等创建工程向深度延伸、向广度拓展。
　　最后,要从末端处理走向前端治理,乡村治理中如何统筹发挥好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是当前的一个新课题。荆门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大力推进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治理关口前移,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了从末端处理向前端治理转变。
　　推进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在农村,建设“学习培训、便民服务、文化娱乐、说事议事”等“四合一”中心；在乡镇,建设“信访接待、民政救济、民事调解、法律援助、综合治理、公安接警”等“六合一”中心,形成功能齐全、手段多样的服务平台。
　　推动基层治理关口前移。公安机关大力推进驻村(社区)、企业警务室,社会治理的前沿阵地进一步筑牢；审判机关构建了法官工作室、巡回审判点、司法便民网络员“四位一体”的便民网络,检察机关设立社区检察服务站,实现了法检工作与基层社会综治工作的无缝对接。信访部门探索推进信访代理制,建立县乡村三级信访代理网络,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
　　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五老”人员热心公益的特点,全市涌现出一大批基层治理社会组织,最大限度地将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