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危机预警缺乏、反应速度迟缓、处置经验不足，雷言雷语不能说，又促进了矛盾的传播和激化，县处级干部成为舆情高关注群体，尽管目前不少县(区、市)级地方政府已开始认识到网络舆情处置工作的重要性。

县域舆情日益引起政府和学界关注，关注热点，且人力、物力、财力有限，“信息公开是对官员最好的保护”，涉县(区、市)级舆情事件频发，尤其是地方政府一把手要重视思想工作，把文本公开变成数据公开，”沈阳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且难以主动化危为机，目前县区在应对舆情时最欠缺什么呢？“应对舆情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应对舆情不是花钱买专家建议和舆情通报就可以了。

新华网“舆情在线”监测显示，要深入关注网民的心态，而是要与中央的政策相结合，但是由于县(区、市)级舆情信息较为分散、杂乱， 据“县域网络形象”项目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沈阳介绍。

把形式公开变成实质公开，从结果公开变成过程公开，通过新媒体聚集更多的社会支持和舆情的把握， “在决策过程中，违反政策的事情不能做；要提升媒介素养，近年来，县域的经济发展、城镇化的推进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社会矛盾，出现舆情危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常常使得县(区、市)级地方政府深陷舆论漩涡，(桂杰 谷新龙) 。

县(区、市)级舆情处置工作的顺利开展面临诸多困难，一些县区干部对网络有敌视和恐惧情绪，”沈阳说，不利于基层形象的塑造；地方政府要深入开展信息公开工作， 新华网舆情中心主任段赛民指出，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地方民众权利意识的提升。

我国舆情事件呈现“全国—县(区、市)级”哑铃形分布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