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维权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法律在维权方面并不缺位。但为什么各式各样的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让维权之路困难重重？笔者在采访中发现，劳动者进行维权时存在不少误区，形势不容乐观。

　　维权之艰难

　　农民工群体缺乏维权保障

　　老洪经老乡罗某介绍，为东莞某公司装运一批线路板废料。在该公司梅州地区负责人魏某指挥下，共同完成装货。在装货过程中，老洪从货车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老洪没有与公司签订合同，与公司就赔偿问题交涉无果，向梅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官多次调解下，老洪才与东莞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

　　像老洪这样的案件时有发生。法院总结出这些案件具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劳务双方当事人一般未订立书面劳务合同，几乎都是口头承诺，去留随意性大，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纠纷发生时，提供劳务者往往难以正确确认索赔对象，而包工头和介绍人相互推诿。二是没有保险，索赔无保障。办案法官指出，此类纠纷不同于劳动关系，提供劳务者不能如劳动者因工受伤享有工伤保险待遇，接受劳务者也无法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发生事故时接受劳务一方经常无力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受害人难以获得赔偿，造成此类案件上诉率高、执行难。

　　笔者采访发现，无劳动合同是农民工的一种工作常态，更遑论五险一金等保障项目。相比于其他领域的劳动者，农民工群体缺乏一个完整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制。

　　维权道路艰阻且漫长

　　梅州市某陶瓷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拖欠276名工人的工资共200多万元。工人们申请劳动仲裁后，该公司不履行裁决内容，工人们又向法院申请执行。2013年1月16日，法院立案执行该劳动争议案件，至2013年12月11日止，共计立案执行该系列案件520宗。进入执行程序后，直至2014年1月22日，法院将依法变卖瓷砖所得用于支付2013年1月份前申请执行的该公司工人的工资。也就是说，那些工人们在法院立案执行后仍等待了1年多的时间才拿到部分被拖欠工资。

　　农民工是较集中的维权群体，而农民工最容易被侵犯的权益就是劳动报酬问题，尤以建设领域的为甚。据了解，这个领域的分包链条较多，经常是层层转包，到最后具体干活的农民工环节已经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而农民工想找人协商时也只能找到包工头这个层面的人物，维权困难重重。

　　维权时间长也让很多劳动者感到力不从心。劳动者进行维权时，一系列程序走下来耗时短则数个月，长则达数年。有经历过维权的工人告诉笔者，维权程序复杂、时间长，对维权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场“马拉松”，长时间下来，意志容易消磨，从而被迫接受较低的赔偿。而“拖字诀”还成为很多用工单位惯用的招数。法律人士分析，这也跟用工单位的违法成本比较低有关，旧的《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欠薪单位逾期不支付，只需按照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些劳动者透露，维权打官司到最后，在胜诉的情况下，维权者也只能拿回被拖欠的薪资，这期间的误工费、交通费和其他费用基本上都是自己承担，很多人甚至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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