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相比其他国家的应对策略，总体反映出我国体制优势和资源调动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葛均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我国应该对公共卫生体系和应急体系进行总结和反思，这不仅有利于今后的疫情防控，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

公立医疗卫生体系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进一步彰显了公立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优势。霍勇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公立医疗体系建设，建议未来应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资源规划布局和建设，推动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经济调节作用。

首先，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建设。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基层医疗机构是基础，切断传染途径、阻隔传染源，基层医疗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我国持续推动的强基层分级诊疗政策有所成效，但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仍不高，基层工作人员待遇低，工作积极性不能有效调动，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应做到实处，应不断提高医务人员待遇，解决村医“三险一金”，同时加强医务工作者的培训考核。

其次，进一步加强防治结合。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护应该紧密结合，但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行政管理等方面原因，公共卫生管预防，医院管治疗，互相无联系。此次疫情反映出防治结合不足就很突出，未来公共卫生部门应同医疗机构加强协同，改变医疗机构只管医疗工作的现状。

第三，进一步加强急救体系建设。我国大部分地区急救系统效率有待提高，只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属于“中央型”（独立体系，分区布点，统一指挥调度），大部分地区是“指挥型”（统一指挥调度，依托于医疗机构，效率低、效果差）或“委托型”（完全委托医疗机构，无网络，无统筹），不利于集中救治转运和提高效率。未来国家应该进一步顶层设计，逐渐将救治体系提升为统一指挥高效率的“中央型”，无论平时还是应急状态，这都有重要意义。

第四，进一步加强“慢病”预防和管理。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为主的“慢病”，目前占我国疾病死因近90%。从疫情可以发现，慢病患者是易感人群且容易发展为重症或导致死亡，只有平时更好地进行预防和管理，使少得病（一级预防）或有病得到很好管理（二级预防），若有传染病发生时，减少重症或死亡病例。

霍勇表示，“慢病”管理非一日之功，需要科学施治，将技术和体系紧密结合，才能有效控制我国“慢病”高发和持续攀升的严峻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