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缺位与补充，有何玄机？

佚名【时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缺位与补充，有何玄机？ 2017-02-19 08:17:23

10月27日，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落幕，递补赵宪庚、咸辉（女，回族）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已经有9名中央委员相继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其中6人已被清理出中央委员会，7名候补中央委员根据党章规定先后被递补进入中央委员会（2015年递补的陈志荣于2016年8月逝世）。

值此时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特为读者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委员的缺位与补充情况，以供参考。

早期补充方式各异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次中央全会。全会根据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出缺情况，增补当时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前四的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当时补充中央委员的用词是“增补”，而不是“递补”，尽管实质上并没有区别。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举行，由于此前高岗、饶漱石被开除党籍，加上任弼时病逝，中央委员又缺额三人，因此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中央委员，这是“递补”一词首次被使用。七届增补（递补）的中央委员中，除了陈少敏（时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纺织工会主席），都在后来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1956年，八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首次递补中央委员则是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由于赖若愚、黄敬的逝世，全会递补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位杨献珍（时任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王恩茂（时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央委员。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因为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六人先后病逝，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韦国清（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罗贵波（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经武（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谢觉哉（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飞（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被递补为中央委员。1968年10月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举行，鉴于当时许多高级干部已被打倒，全会“增补”而非递补了十位中央委员，大多数是各大军区的负责人。

此后，从九大到十一大的连续三届中央委员会任期之内，都没有进行过候补委员的递补。不过，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名领导同志为中央委员，并于将来提请十二大追认，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再度增补了王鹤寿、刘澜波、刘澜涛、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十二位中央委员。

遇缺递补渐成规则

从1982年9月产生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开始，中央委员的递补逐渐走上正轨。1983年10月召开十二届二中全会，由于中央委员杨勇、廖承志病逝，递补排在中央候补委员前两位的杨泰芳（邮电部副部长）、郎大忠（傣族，云南德宏州委书记）为中央委员，并正式写入全会公报，此时距离上一次1958年“递补”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1985年9月，为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推进干部年轻化，举行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原本是候补委员的胡锦涛、尉健行、钱其琛、李铁映、邹家华等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中央委员。在1986年9月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由于邓稼先病逝，递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尹长民为中央委员，写入全会公报。1987年10月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当年7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沈图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但未进行递补。

自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中央委员一旦缺位即由候补委员依次递补成为制度。

从十三大以来递补进入中央委员会的34位领导干部的构成看，除1989年递补的格桑多杰是在青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闻出版局局长这一厅级岗位上递补外，其余都是时任省部级或军级以上领导职位者，已是正省部级的干部有7人，当时是副部级的干部中，也有多人后来晋级正部级，王正伟（回族）后来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少数民族干部集中也是这些递补中委的特征，34名递补干部中有15人是少数民族，接近半数，其中回族干部4人，藏族和黎族各3人。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科技工作者在候补中委中占有不少席位，而且得票率普遍较高，汤洪高（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祖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党委书记）和新晋的赵宪庚（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都递补为中央委员。

注：全文刊登于《网络舆情》杂志，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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