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

“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

1年后，编辑部刊出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分成4个部分：“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需要”“正确认识‘人的价值’”“科学地看待‘公’与‘私’”“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这场讨论被20世纪80年代过来人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由于这真实、这坦诚和它所蕴含着的理解与信任，为我们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进一束温暖的光”。

知识同构 情感共振

1987年7月3日，笔者作为《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北京高校师生，写出述评《书海迷人需舟楫——首都大学生读书生活透视》。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总支副书记说：“学生的读书兴趣变化太快，我们想亦步亦趋，也力不从心。”而同学们则埋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师不能与学生‘知识同构’，对话不能以学术对学术，就难以再深入到思想的其他层面。”

早年《中国青年》杂志创始人恽代英，每天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不管多忙，都一一回复。《中国青年》发表了大量与读者探讨恋爱、婚姻、学习、工作的文章，在人生观、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等方面给予引导性意见。恽代英有句名言：“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